復旦大學博士畢業證書文憑樣本圖片（解讀：中國首張大學文憑）

復旦大學博士畢業證書文憑樣本圖片：解讀：復旦大學博士畢業證書文憑樣本圖片

中國首張大學畢業證文憑

熟知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北洋大學畢業證堂是中國近代第一所官辦大學畢業證堂。這所學府1900年首屆畢業生王寵惠的考憑因為“欽字第壹號”，曾引起公眾廣泛關注，被稱為“中國近代第一張大學畢業證文憑”。其實，除了“欽字第壹號”，這份特殊時期珍貴的教育史料還有不少值得解讀的信息。

考憑（原件）左，考憑（復原圖）右左圖則為考憑原件，摘自王寵惠1957年編寫的《困學齋文存》一書。右圖是天津大學畢業證檔案館展示和媒體廣泛報道的考憑，據天大檔案館張振興副館長介紹，圖片源頭來自臺灣出版的校史書，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根據其中圖片和相關史料制作的復原圖。與原件相比，復原圖少了右側的騎縫章和“標朱、判日、畫行”的痕跡，即原件中有朱筆點勾、填寫直日子“廿六”和印章旁邊的大“行”字（實為紅色），這是古代文書的“標朱筆式”，而復原圖則沒有。兩圖拼接起來看，“欽字第壹號”和騎縫章基本吻合，但并不像是連體，尤其“欽”字有明顯錯位；而從考憑兩側的騎縫章與騎縫編號看，應該還有連體的存根或副本，也就是說考憑可能是一式三聯或四聯。

考憑圖案十分精美，頂部有蝙蝠和火云圖案，有“福從天降”之意，兩側各兩條蛟龍，底部有海浪紋，有“蛟龍出?！敝?。此外，下面還有一份考憑原件全圖（摘自《王寵惠傳記資料》1），很明顯是天頭大、地腳?。ㄖ干舷碌捻撨吘啵?，右上角似乎還貼有五張印花稅票（圖片不太清晰）。

注：復旦大學博士畢業證書文憑樣本圖片

畢業證書貼印花稅票是從民國北洋時期（1918年）才開始實行，晚清時期無此要求。

考憑（全圖）考憑原件由王寵惠本人收執，《王寵惠傳記資料》（1）中刊錄張玉麟《王寵惠博士與北洋大學畢業證》的文章，里面刊印的考憑下面注明“這是我國有史以來第一張第一名的大學畢業文憑——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十月二日，迄今整六十年）……該文憑現尚珍藏于王氏保險箱內，彌足珍貴”。據此說明考憑原件由王氏帶去了臺灣，但2005年9月天津大學畢業證曾派人赴臺尋訪，當面拜訪王寵惠兒子王大閎，王大閎表示自己完全不記得見過這張文憑。而據張振興副館長分析，原件可能存于臺灣東吳大學畢業證，王寵惠生前曾被推薦為東吳大學畢業證董事會董事長，其個人檔案捐給了東吳大學畢業證。

欽差大臣辦理北洋通商事務直隸總督部堂裕，為給發考憑事，照得天津北洋大學畢業證堂招取學生，由二等四班遞升頭等頭班，分年肄習漢洋文及各項專門之學，歷年由該學堂總辦暨總教習、分教習隨時考驗，均能按照功課循序漸進。惟查該學堂于光緒二十一年九月間開辦，當時所招學生有在原籍及上海等處曾習漢洋文，盡有造到該學堂所定功課四五年、二三年不等者，故自二十二年起，隨其學力深淺，分隸頭等第四班及二等各班?，F屆四年期滿，核與八年畢業，章程仍相符合所有頭等頭班畢業士。學生王寵惠，經本大臣復加考核，名實相符，合行給付考單，俾該生執以為憑，以便因材錄用。凡該生肄習各項學問，逐一開列于后，須至憑者。

計開：復旦大學博士畢業證書文憑樣本圖片

查該生，前在香港肄業四年，于光緒二十一年招取入頭等學堂第四班。

考憑還記載了王寵惠所修的各門課程，包括英文、幾何學、八線學、化學、格致學、身理學、天文學、富國策、通商約章、律法總論、羅馬律例、英國合同律、英國犯罪律、英國公法、商務律例、民間詞訟律、英國憲章、田產易主律例、船政律例和聽訟法則，共20門；還記錄王寵惠祖三代名字，曾祖潤成（故），祖開勝（存），父炳耀（存)。落款時間為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即公元1900年2月25日。

1.考憑兼具科舉文憑與近代教育的特征

考憑的體例格式延續了科舉文憑的風格，與國子監頒發的監照和各地學政頒發的貢單基本一致，有標朱判日畫行，保留了祖三代名字，但沒有科舉文憑中常見的個人體貌特征和功名出身。在科舉文憑中，祖三代是為了證明家庭出身清白，而“身中、面白、微須”這類體貌特征如同現在的照片，都有防止冒名頂替的功能?？紤{還刊載了北洋大學畢業證堂的辦校經過，以及王寵惠的入校情形和所修課程名目，體現了近代教育的特征。

2.欽差大臣頒發考憑

考憑并不是由北洋大學畢業證堂頒發，而是由欽差大臣、辦理北洋通商事務、直隸總督裕祿頒發?！皻J差大臣辦理北洋通商事務直隸總督部堂?！笔钱敃r的規范用法，官職在前，姓在后，其中“欽差大臣”“辦理北洋通商事務”和“直隸總督”都是裕祿的官職，“部堂”則是對裕祿身兼中央部門職銜和地方堂官的尊稱。左上角的大“院”字，系裕祿所在衙署——直隸總督部院的簡稱。年干上署有裕祿的“欽差大臣關防”大印，從左到右分別是滿文篆體、滿文楷體（經北京大學畢業證亞非系專業老師確認）和漢文篆體（九疊篆）。

畢業正值庚子年初，裕祿在畢業典禮上致詞：“當前的國事表面上平靜，實際上卻蘊藏著苦難。義和團的成立，將為生靈獻上棉薄的力量，開創朝廷的新契機”（摘自1982年臺灣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第一位法學家——王寵惠傳》，作者段彩華）。說明當時朝廷已意識到即將面臨重大危機，并對義和團的策略已經改變，但不幸的是幾十萬清軍和義和團仍然抵擋不住2萬八國聯軍，而裕祿因戰敗于8月初在天津楊村服毒自殺。

由于近代教育制度和文憑制度尚未建立，當時既有學堂頒發的“考單”，也有地方官府頒發的“執照”。如江南陸師學堂章程規定，一等學生稟請總督發給“執照”，二三等學生由學堂發給“考單”（摘自徐昭武編《尋求別樣的人們：魯迅在南京》）；四川中西學堂算學館章程規定，頭等執照由四川總督給發，二等三等執照由四川洋務總局給發（摘自黨躍武編《川大記憶》）。

1895年創辦北洋大學畢業證堂奏折（復制件）局部1895年奏準的創辦北洋大學畢業證堂奏折中提到“至第四年底，頭等頭班三十名，準給考單挑選出堂?；蚺筛巴庋?，分途歷練?；蜃昧课裳髣章毷?。此外國所謂大學畢業證堂也”。不僅明確“準給考單”，而且明確了畢業后的待遇安排，或公派出國歷練，或從事洋務相關工作。為何頒給王寵惠“考憑”而不是“考單”呢？《民國第一位法學家——王寵惠傳》一書介紹了當時畢業考試和畢業典禮情況，“畢業考試沒幾天，級任老師向學生宣布：王寵惠是本屆法律系的第一名，英文是一百分，幾何學九十七分，八線學九十六分，化學一百分……總平均是九十九點二分。老師又宣布了第二名和第三名的成績，接著說：他們三個成績優異的，將由欽差大臣辦理北洋通商事務直隸總督部堂裕祿大人親臨頒發考憑”。也就是前三名畢業生由裕祿頒發“考憑”，而其他畢業生可能是由學堂頒發“考單”。

顯然官府頒發的文憑效力要高于學堂，既是對新式學堂的鼓勵，也是選拔人才的新方式，而按照成績分等給予不同待遇是當時的普遍做法，也是延續科舉考試等第的傳統。

為何冠“欽字第壹號”裕祿在畢業典禮致詞中講到，“這正是國家多難之秋，朝廷要大量用人，提挈后進的時候。各位畢業在北洋大學畢業證堂，等于古時候的大學畢業證士。前三名，也就相當于科舉里的進士及第的三鼎甲---狀元、榜眼和探花。希望在離開學校以后，好好為朝廷出力，報效皇上和國家”（摘自《民國第一位法學家——王寵惠傳》）。這段致詞充分說明王寵惠“欽字第壹號”的榮譽是名符其實的，前三名視同科舉的狀元、榜眼和探花，而其他畢業生可視同科舉的進士或同進士，但目前尚未發現王寵惠獲得“進士”功名的史料記載（1904年《學堂獎勵章程》頒布后，大學畢業證堂畢業生獎勵進士的政策才真正落地，其中大學畢業證堂分科畢業成績前三等獎勵進士，第四等獎勵同進士）。裕祿的欽差大臣身份和“欽差大臣關防”大印代表的是朝廷，“欽字”編號更是代表朝廷對大學畢業證堂文憑的認可。

從相關史料看，當時文憑有考單、考憑、文憑、執照、憑照等多種叫法，至于為何用“考憑”，而不是使用的“執照”或“文憑”？目前只能大致分析和揣測，尚無直接史料證實。

“執照”通常由地方官府頒發，并且不僅限于教育，即使是地方督撫頒發教育文憑，也多用于中等學堂，而大學畢業證堂理應由朝廷負責。無論是從頒證的主體，還是從獎勵功名的角度，在等第制度十分嚴格的時代，這種層次差異是必要的，因此為大學畢業證堂畢業生頒發“欽字”號“執照”并不合適。

“文憑”舊時是指官吏赴任的證明文書，光緒年間仍然如此。洋務時期，一些奏準的學堂章程規定頒發文憑，獎勵生員、監生等初級功名，準一體鄉試，但也不是統一做法，往往一校一策；1898年7月光緒皇帝批準頒布《京師大學畢業證堂章程》，建立近代教育文憑制度，明確為大中小各級學堂畢業生頒發“文憑”，并獎勵相應功名出身，其中“大學畢業證卒業領有文憑者作為進士引見授官”。但戊戌變法失敗后，慈禧下達懿旨、恢復舊制，京師大學畢業證堂章程被廢止。此后兩年上諭和大臣奏折中少有提及“文憑”一詞；晚清新政后“憑照”出現在上諭和奏折中，成為文憑的代指詞，建立學堂獎官制度也再次提上議程；1904年《學堂考試章程》和《學堂獎勵章程》頒布，正式建立近代教育文憑制度和獎官制度，但名稱仍叫“憑照”；取消科舉、成立學部后，1906年修訂《學堂考試章程》，將“憑照”改稱“文憑”，從此“文憑”成為畢業證書的專用名詞。

北洋大學畢業證堂首屆學生畢業時間在戊戌變法之后、實行新政之前，頒發“文憑”和獎勵功名顯然違背慈禧之意。然而慈禧叫停變法，卻并未叫停學堂，也就是說與文憑相伴的功名獎勵被叫停，但頒發文憑還是可以的，且成績優秀的由官府頒發。這正是王寵惠領有欽差大臣頒發的“考憑”，卻未獎勵“進士”的原因。

為首屆大學畢業證堂畢業生頒發“欽字”號考憑應該是十分慎重的，這從“考憑”非同一般的精美圖案就能體現。因此基于上述原因，回避“文憑”一詞是必要的，而“考憑”有考試憑照之意，既不同于“文憑”與“執照”，又與學堂頒發的“考單”有所區別。

后無來者首屆大學生畢業之后，北洋大學畢業證堂和京師大學畢業證堂因庚子之亂停辦，后續復學或其它新辦大學畢業證堂的畢業生已在學部成立以后，將按照新的考試章程和獎勵章程頒發文憑、獎勵功名。因此“欽字”編號“考憑”是北洋大學畢業證堂首屆畢業生在特殊時期的特殊待遇，可謂前無古人、后無來者。而“欽字第壹號”考憑更是名符其實的中國近代第一張大學畢業證文憑，是一份極為珍貴的教育史料。

1.王寵惠——民國第一法學家

王寵惠（1881-1958）籍貫廣東，生于香港，14歲考入北洋大學畢業證堂，1906年獲得耶魯大學畢業證法學博士學位。先后任南京臨時政府外交總長，北洋政府司法總長、大理院院長。1927年后任國民黨政府司法部長、司法院長、外交部長、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代理行政院長。是第一位出任國際法院法官的中國人，1945年出席聯合國成立大會，參與制定聯合國憲章。1949年去香港，后任臺灣“司法院”院長。其主要成就在立法、司法、外交等法律實務方面。

王寵惠王寵惠1911年加入同盟會，與孫中山之間有深厚淵源。早年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學習，其學校與王寵惠父親主持的道濟會堂鄰近，孫中山是王寵惠家中?？?。王寵惠在美國攻讀博士期間，協助孫中山起草了《中國問題的真解決》；在歐洲游學期間，還與孫中山研討憲法問題，幫助孫中山逐步完善“五權憲法”學說。

王寵惠參加開羅宣言會議合影，標出者為王寵惠1943年11月王寵惠以國民政府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身份陪同蔣介石參加了開羅會議，并參與和堅持中方對開羅宣言草案的修改意見，為戰后中國收回滿洲、臺灣、澎湖提供了法律保障。

王寵惠簽發的成績證明書王寵惠長期支持和從事法學教育，1914年被復旦公學聘為教員，主講國際公法、法學通論等課程；1915年5月就任復旦公學副校長，升格為復旦大學畢業證后，仍長期擔任副校長和教員；1920年被東吳大學畢業證授予法學博士學位，1921-1923年在東吳大學畢業證任兼職教授，后又任上海法政學院院長。1949年赴臺后，他促成了東吳大學畢業證在臺灣的復校（民國時期法學界素有“南東吳、北朝陽”之美稱），后被推薦為東吳大學畢業證董事會董事長，正因如此，他將個人檔案捐贈給東吳大學畢業證；1958年病故后，安葬在東吳大學畢業證雙溪校區的山坡上。